对一个机构投资者而言，控制和管理风险贯穿了投资的全过程。而投资风险管理的基础始于确定总体风险政策。为了了解国外机构投资者制定风险政策的情况，我们对国外机构制定风险政策的主要方法、内容、特点等进行了一些分析研究。其中所涉及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储备/养老基金，还包括地方州市的养老金机构、私人养老金、大学捐赠基金、大学退休金等等。

以是否有负债而形成两种主要的方法，有明确负债的通常采用资产负债管理方法（Asset/Liability Management, ALM）,没用明确负债的可以基于战略资产配置（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SAA）来确定风险政策。

基于负债管理的资产配置。

例如，法国FRR就有明确的负债需求。根据《2001-624 法案》，在2020 年之前，FRR 不必对法案提及的三个养老金系统提供资金，即2020 年前FRR 不存在资金流出。根据研究，三个退休金在2020-2040年期间的总的融资需求可能达到3500 亿欧元。针对未来的资金需求，FRR 认为在2020-2040 年期间对三个基金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成为FRR 未来的负债要求。

瑞典AP2，每年对投资组合政策进行重新评估，这其中包括了解资产负债模型最新研究的进展，因为这通常会对董事会调整组合战略配置产生影响。2005年该领域的一项研究促进了基金战略配置的调整，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实际目标收益从3.5％提高到4.5％。

为了便于分类，以下将风险政策分为基于风险的，基于投资目标的，基于资产配置的三类。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一些机构投资者直接选取风险参数作为投资组合的风险容忍度指标。

第一类，标准差衡量总体波动性。

（1）耶鲁捐赠基金：基金的目标资产配置，以标准差计算的长期风险为12.4％，考虑到实际配置的偏差，实际组合的预期风险为12.2％。

（2）多伦多大学养老金计划：风险政策是组合年均标准差为10％，10年的收益率波动更低。

第二类，VaR，PAR。

Calpers：采用了两个风险指标，一个是VaR，衡量12个月中，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如5％）组合可能的损失；另一个是PAR（收益率的风险），衡量12个月内组合收益（5％的概率）低于基准的最差情况。

第三类，跟踪误差（TE）。用跟踪误差衡量主动风险。

（1）挪威政府养老金（Government Pension Fund， NBIM）：借助基准组合进行风险管理，即规定实际投资期望收益与基准期望收益之间的最大偏离，用跟踪误差衡量这一偏离。投资委员会设定跟踪误差最大为1.5％。这意味着假定Norges银行在投资管理中充分使用这一政策，三年中有两年基金的收益率偏离基准将不大于1.5%。实际中，跟踪误差计算的相对误差水平低于这一限制。

（2）爱尔兰国家储备基金（NPRF）：根据每类资产在战略资产配置中的权重及各自相应基准指数，构建了基金总体的复合基准。总体风险目标设为年度跟踪误差不高于1.25％。这一指标的含义在于2/3的时间收益率的跟踪误差小于1.25％。此外，基金总体的跟踪误差通过风险预算在单个投资管理人之间进行分配，风险预算高的基金经理，在偏离基准的主动管理上有更高的灵活性。12个月内损失最大不超过总资产的16.1%。

（3）瑞典AP2：通过每日监控确保有以市值估值的投资组合部分的预期主动风险小于3％。

第四类，兼顾绝对风险（标准差）和主动风险（跟踪误差）。

加拿大CDP：年报中提到，截止2007年底，基金的绝对和主动风险分别为725bp和195bp。

第五类，设定绝对亏损水平。

（1）Calpers：在95％置信水平下，未来12个月内损失最大不超过总资产的8％；年收益波动率控制在10％以内。

（2）爱尔兰国家储备基金（NPRF）：12个月内损失最大不超过总资产的16.1%。

（3）法国FRR：规定到2020 年资本发生损失的概率不超过1%。

（4）澳大利亚未来基金（AFF）：为了实现长期真实收益率10％的目标，投资委员会必须设立一个可接受的且不太激进的风险目标，例如特定年度发生亏损的可能性等等。

国外机构投资者采用的各类风险指标